卫生局局长给艾滋病患者就医难开“药方”

[摘要]卫生局局长给艾滋病患者就医难开“药方”,包括提升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疗能力,提升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防范能力。

卫生局局长给艾滋病患者就医难开“药方”

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就医难问题,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昨天开出两剂“药方”:提升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疗能力;提升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防范能力。他强调,在任何条件下,都要保障艾滋患者及感染者的就医权利。

昨天是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视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一周年,市卫生局组织座谈会,社区医院代表、大学生志愿者代表、民间社团组织代表、感染者代表等人员参加。感染者代表老徐现场提出意见,在消除零歧视方面北京做得不够,主要是综合医院歧视现象还很严重,“尤其是外科手术问题,”老徐说,“比如小小的痔疮手术吧,如果我们主动说了,肯定会以各种理由被转走,如果不说,住院后一验血,结果还是一样。”据了解,尽管上级有文件要求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,但现在医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为感染者进行手术。

对于感染者代表反映的问题,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当场表示,卫生系统一定要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。他强调,在任何条件下,都要保障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就医权利。同时医护人员要防护到位,避免出现因职业暴露而发生的感染。所谓的职业暴露就是,医护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,意外地被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血液、体液污染,导致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。

昨天,方来英给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就医难问题开了两剂“药方”。他说,今后北京市的感染性疾病医疗体系要构建到位,地坛医院、佑安医院两家专科医院除了能治疗传染病之外,还要具备综合医疗能力,要外科、口腔科、妇产科、骨科都能看。另一方面,要提高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的防范能力,医护人员要防护到位,避免出现因职业暴露而发生的感染。他认为,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得到应有的治疗权利,就要让医护人员得到有效保护。

此外,本市还要提高对艾滋病患者、感染者的登记随访能力。目前本市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7700多人。“这是跟我们有联系的,还有很多没有联系的,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。”方来英说。

针对几个国际基金明年即将撤资的情况,方来英表示,对于防控艾滋病民间社团组织,将探讨如何建立有效机制,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,这将成为卫生系统的试点工程。他同时认为,不仅要由政府购买服务,还可探索社会共同参与,比如以什么样的形式接受社会捐赠,如何征集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等。据悉,目前本市共有红丝带之家等60个艾滋病防控民间社团组织。

红丝带之家:

数万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港湾

桌上两部热线电话,两排长长的沙发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,名字上贴着红丝带的志愿者结业证书,摆满了墙角的柜子。位于地坛医院门诊室旁毫不起眼的这个房间,就是“北京红丝带之家”。自1999年1月成立以来,红丝带之家履行了它的名字赋予的职责,为数万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心理咨询、医疗帮助。2005年红丝带之家在市民政局注册,成为北京第一家具有医疗背景,专门从事艾滋病综合关怀的社会团体。

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红丝带之家实地探访发现,小小的红丝带之家,却活跃着药师、医师、志愿者、同伴教育员等近10名工作人员,或在接听外地感染者的热线电话,或在指导来访的患者如何用药。“这里没有歧视,大家各尽所能,让感染者和患者愿意说出他们的经历和顾虑,从心里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,我们也希望社会正视艾滋病,消除不该有的歧视。”从红丝带之家诞生就在此服务的护士长王克荣说。

药师:“这些档案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”

前天下午,北青报记者来到红丝带之家时,这里正在接受北京红十字会的捐赠。捐赠仪式结束后,红丝带之家便又恢复了热闹,医师、药师、志愿者还有3名同伴教育员(自身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志愿者),按照分工各自在忙碌着。在一个墙角,北青报记者留意到一张照片,是2009年首批同伴教育员室外活动时所拍。照片中山坡上,有防艾活动留下的“精神不死”四个字,不禁让人震撼。

目前红丝带之家有专职医师、药师,以及经过培训的志愿者,各个岗位各有分工。药师彭玉玲负责药品管理、发放和用药指导,免费帮助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。为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配药后,彭玉玲建立了第一份免费抗病毒治疗档案。至今,她已经建立了两千多份档案。“这些档案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。”彭玉玲说,每份档案都是她记录的患者资料,因此每一份她心里都清清楚楚。

医护人员带孩子和患者们一起活动

除了为患者提供帮助,红丝带之家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,号召更多志愿者参与普及艾滋病常识,消除社会歧视。据北京市卫生局最新统计,目前首都艾滋病防治宣传志愿者已接近十万名。王克荣介绍,在许多志愿活动中,医院医护人员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,和感染者、患者们一起活动。“这样大手拉小手的活动,深层意义是带动青少年正确认识艾滋病,接纳艾滋病患者。”

“其实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,做好预防就能大大降低艾滋病的感染率,现在阻隔母婴传播的技术已经很成熟,血液传播也被严格控制,性传播途径感染率已经上升为80%,所以只要注意安全性行为,就能使感染率降到最低。”一名医师强调,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,因此当务之急是普及健康性教育。

医护人员介绍,有艾滋病患者向他们提出,应该为艾滋病患者设立专门的养老院,让年轻的患者通过培训,来护理年老的患者,实现艾滋病患者的自助。“我们希望通过志愿活动,呼吁社会对待艾滋病患者能像对待其他患者一样,没有歧视,让他们享受正常的医疗待遇,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、工作和学习。”彭玉玲说。

患者增多场地资金压力大

根据红丝带之家去年的登记数据,共有5700人次来访,24小时热线接听了4500余个咨询电话,义务为115名外地患者按时寄药。今年8月24日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44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上,王克荣获得这一护理界国际最高荣誉奖。这枚奖章,是对她和红丝带之家团队成员十余年工作最好的肯定。

“红丝带之家很幸运,得到很多资助项目和爱心人士的帮助,但近年来艾滋病患者数量正在增加,无论是从人力、资金、场地等方面,我们都感觉到了压力。”同时担任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的王克荣说,团队许多活动项目正在向外推广,希望更大范围地普及,而这也亟须社会捐款或其他方式的支持。文/本报记者周敬启

“同伴教育员”志愿者:

劝感染者按时服药 并不那么简单

四十出头的王伟(化名),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接近八年。现在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防艾,要么在高校宣传防艾常识,要么往返于两家防艾志愿机构,接听热线电话,安抚新的感染者,指导他们服药。不论在哪儿,神采奕奕、谈笑自若的王伟,在被介绍身份后,总是引起一片怀疑:他怎么可能是一天不服用抗病毒药,就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的艾滋病患者?

因为心态“好得出奇”,从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那年开始,王伟就成了坚定的防艾志愿者。近八年时间,他根据自己的体会,熟知了各类药物的副作用,感染者在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活动。因此对于他开导过的感染者来说,甚至比专家更专业。

2006年,在一次“高危”行为后,没有任何侥幸,王伟被确诊感染上了艾滋病。当年,王伟就成了坚定的防艾志愿者。

2009年以前,王伟绝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出现在各个社区、高校防艾活动的现场,发放安全套、防艾滋病宣传册,讲述自己的经历。2009年4月,王伟和10名感染者一起,成为红丝带之家的首批“同伴教育员”志愿者。

除了防艾活动,王伟去红丝带之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坐在“红丝带之家热线”电话前,接听全国各地打来的咨询电话。“打来电话的大部分都是恐艾的,我就给他们普及艾滋病常识,少数可能是和艾滋病感染者有一定接触,或者发生了疑似‘高危行为’,我就为他们消除恐慌,让他们先去做检查。”王伟说,聊着聊着大家就熟络起来,也会跟对方开开玩笑,这让打热线的人怎么都不相信,王伟跟他们一样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。

新感染者服药后,身体难免出现各类副作用,因此产生恐慌的不在少数。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,王伟会耐心向他们比喻道,艾滋病病毒进入体内,摧毁了免疫系统,就像“水坝决堤”,服药重建免疫系统的过程相当于修复堤坝,难度更大,势必要付出更大代价。“即使有副作用,也不能停药,一旦停药就前功尽弃了。”

对话

“过好现在的每一天”

对话人:北京红丝带之家同伴教育员王伟

北青报:从被确诊,到当志愿者,为什么你可以转变得那么快?

王伟:因为我本身体质也不错吧,免疫力低的阶段和刚开始服药,身体都没有太大的反应。

北青报:你认为自己是感染者中特殊的一个吗?

王伟:心态跟我一样好的的确不多。社会看艾滋病患者仍然带着有色眼镜,所以很多感染者不愿露面,不愿参加任何活动。我和几个愿意露面的朋友算是少数。

北青报:你都什么时间做志愿者?

王伟:红丝带之家给志愿者们排了班,我本来排在周一和周三,但周一到周五我几乎都在这里。周末就呆在地坛医院新址斜对面的另一个志愿组织“健康中心”。

北青报:和艾滋病打了八年交道,最深的体会是什么?

王伟:艾滋病就像一个锁着门的房间,未来人类能不能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,谁也说不准。所以我不愿去想未来,想也没用,就在这个房间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,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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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3-12-02 10:10: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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